工程学思维下的城市规划败局

作者: 来源:中国房地产报 时间:2007-4-18 17:05:43

    没有科学上的进步，人类肯定不可能在现代时期创造出马克思所说的“比以往所有时代的财富总和还要多的财富”。然而科学进步也给了人类一种高估自己能力的思维逻辑，即“工程学思维类型”，今天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均拜它所赐，特别是城市规划更是受害至深。

所谓的工程学思维就是指对社会现象进行积极控制，把社会过程视为一种可以随心所欲操作的工程项目。说起来还是在“科学”这个词被固化成“自然科学”的唯科学主义背景下，工程学思维得以形成并流行于社会现象的研究过程之中，极大影响了人们的具体社会实践。

尽管处处碰壁，但是工程情结仍在很多人的心中挥之不去，既然社会整体的层面上不能适用，于是应用于局部，很多人找到了一个似乎最适合工程思维的社会环境——城市，并以城市规划的名义大行其道。

实际上，从其诞生之初，城市规划就不只是一种纯粹的工程技术，技术因素甚至是城市规划最不重要的一部分。法国城市规划学家拉卡兹曾表示：“城市规划既不是一门科学，也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种权力行为。”所谓权力，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城市规划是改造城市空间的权力，谁掌握了这一权力，谁就能从城市这一聚宝盆里提取超额的利润，在前现代时期，与之类似的权力是国王或领主对城市的领地权、教会的剩余索取权。

正因为城市规划是一种涉及城市利益分配的权力，它对城市的影响远远超出视线所及的物质层面，城市的建筑形态、街道走向、功能划分当然被城市规划所左右，但城市生活、城市文化、城市价值观念等内在的、非物质层面的变化同样受到规划的极大制约，而城市规划的取向决定了规划的社会影响。

早期的城市规划其着眼点在于改革封建城市由于不适应工业化过程的要求而出现的问题，例如城市肮脏、环境恶劣、居民死亡率高等。19世纪中期，以低人口密度标准建设的欧洲封建城市，在工业化的作用下，狭小的城市空间里人口密度急剧上升；污水直接排放到院子和马路上，霍乱等传染病随被污染的饮用水到处肆虐。为了解决排污问题，有人发明了“运水车”下水道系统，要使该系统发挥作用，必须使其在城市的地下连成一个系统，为此，市政管理者必须掌握城市整体的街道走向，地形起伏，人口分布、健康状况分布等基本数据，在这些改革活动中，形成了早期城市规划思想和技术。

对于最早的城市规划家来说，评价规划方案惟一的标准就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疾病，因此除了下水道，开放的公共空间、绿化带、充足的采光率等项目也进入规划的绘图板，能提供新鲜空气的现代城市公园就是在这一时期走上历史舞台。随着规划的深入，城市规划的内容越来越多，先后出现了住房改革、市政改革、城市美化运动，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规划活动极大改善了欧美城市的面貌和生活条件，但也使城市规划获得了一种与其社会作用极不相称的地位，从一种修正社会疾患的单项技术变成了创造新社会的系统工程。

1853年到1870年奥斯曼主持下的巴黎改造就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甚至巴黎公社暴动都被认为是这场改造的直接后果，实际上起义后最早颁发的法律就是允许起义者夺回自己在改造中失去的房产和街区。

当时，为把巴黎构建成一个有利于拿破仑皇室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城市，拿破仑三世在1853年任命奥斯曼男爵对巴黎进行大规模改造，大片的老旧房屋被拆除，放射状大道贯穿城市，既便于军队的调动和炮击，也避免示威者轻易建成街垒。在城市景观上，奥斯曼获得极大的成功，建成最早的城市公园系统，大大小小的公园从47亩到4500亩不等遍布全城，极大改善了城市环境。

奥斯曼计划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注重技术手段的运用，忽视了对社会软环境的保护。在大规模的拆迁中，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工人等社会下层被迁到基础设施匮乏的郊区，计划未涉及的城内居民区仍然拥挤破败，工业化伴随的城市贫困没有在这种规划里得到任何缓解，仅仅在空间上把贫民换了个地方而已，城市变成了上层阶级的乐园。客观上的社会矛盾成为总有一天会爆炸的炸弹。

和19世纪的资本主义城市规划相比，前苏联城市规划的社会影响有所不同，因为在城市规划之外还有一个更宏大的社会工程，因此城市规划对城市的影响更加整齐划一。前苏联时期的城市规划强调突出：平均、守纪律、生产能力的强大，所以城市建筑刻板、单一，而追求建筑的经济性也使城市缺乏建筑艺术上的创新和变化，宗教信仰上的诸多限制使俄罗斯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宗教建筑极大衰落。

实际上，早期的中国城市规划，同样体现出计划经济导向的社会工程的特征。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城市，大部分被定义为工业基地，是社会这个大机器上专门创造工业产值的单元，因此城市的功能更多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尽管建国后早期的城市规划中有改善人民生活的项目，但却是排在开展生产等项目之后，实际上消费在主流的话语里被塑造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体现。在此指导思想下，很长一段时期里，城市建设与规划都缺乏大量的生活设施和商业设施，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经常面临城市基础设施破败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在经济中吸纳人口和创造产值的能力。

虽然今天中国城市已经有很大的发展，计划经济的不良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市场经济所稀释，但是以社会工程的心态左右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倾向仍然强烈。在一个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常常沦为政府官员心中大大小小的社会工程任意摆布的玩偶，现实中对城市社会生态的扭曲相当严重。

　　城市规划并不因为带有科学的标签就能够主宰城市。即使没有任何正规的规划活动，城市本身也有自己的生长逻辑。城市本来就不是一个物质结构，而是一种社会结构，理性万能、科学至上的城市规划，失败或者发挥不出预想效果，也正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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